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开后，在明朝士大夫群体间引起了强烈反响，一时之间纷纷自尽效仿者不计其数。关外的后金则打起为汉人“雪君父之仇”的旗帜，在吴三桂的引领配合下，进入山海关，击溃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。当年五月，福临于北京称帝，改年号为顺治，正式建立了清王朝。至此，明清鼎革，王朝变色，一段新的历史由此开启。围绕崇祯之死，虽然仍有许多疑点和争论，但崇祯自缢之举所代表的不苟且、不偷生等一些象征意义，则被后世反复提及，并加以纪念。
殉国
抗战期间对明思宗的纪念
清朝建立之后，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，极力尊敬如崇祯等前朝皇帝。据说，清初曾将崇祯自缢的老槐树定名为“罪槐”，并配有一副铁链。同时规定，凡皇室人员经过此处，必须驻足观瞻。之所以如此，一方面是对明朝灭亡的反思，另一方面也是对前朝皇帝的诚敬。
清朝灭亡之后，对崇祯的纪念非但没有中止，反而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以及国内局势的复杂化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。前述两座碑之一的“眀思宗殉国处”碑，书写者是沈尹默。碑的右侧上方题款为“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立”，左侧下方题款则为“故宫博物院敬立”。有一个细节是，沈先生在书写“眀”字时，有意将左侧写为“目”，而不是通常使用的“日”字，以此来表示对当时日本的不齿和反抗。此后，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展开，对崇祯的纪念也愈加隆重，至1944年时达到高潮。
1944年，为农历甲申年，也是明朝灭亡整三百年，注定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。先是郭沫若在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等报刊上连载了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通过梳理明朝的灭亡和崇祯之死，号召国内团结，一致对外。该文一经发出，即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尤其关于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所犯错误的分析，也为后来中共战胜国民党、进入北平提供了历史参考，因此受到毛泽东等人的高度重视。与此同时，由北平社会各界组成的“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”宣告成立，并计划于该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忌日前后，在景山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。然而，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王克敏示意此事“应从缓办”，致使相关的纪念活动没有能够开展。不过，通过筹备会的努力和争取，当年仍在崇祯自缢之处新立了一座纪念碑，这便是《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》。碑文由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撰成。在近千字的碑文中，不仅可以看到傅先生对明朝灭亡和崇祯之死的追溯，更能感受到他文字背后的深层内涵和关怀。
碑文开篇即赞叹：“余尝综观史籍，三代以下，得天下之正者，莫过于有明。”随即对崇祯自缢致以崇高的钦佩和敬意，说他舍身殉国，留下血书为万民请命，这一壮烈之举理应受到后世崇奉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在明朝灭亡之前，尽管有一部分大臣劝说崇祯南迁避难，但崇祯不为所动，死志甚坚，希望以此来报国家社稷。作者说这些，除了褒扬崇祯之外，还寓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环顾当时，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，北平仍被日本控制，与明朝亡国前夕的危难局面何其相似。因此，碑文隐含着的意思是，当权的国民党政府也应该效仿崇祯皇帝，矢志抗敌，不畏艰难，而不是一味求缓，不思上进。正所谓“缅溯明祖开国之功，并阐思宗救民之旨”。一方面是对执政者的批评，另一方面也怀有深厚的寄托。
傅增湘的碑文，代表了日本侵略之下爱国人士们的迫切心情和追求，并通过对崇祯的纪念，来暗示抗战到底的坚决信念。所以，该碑文也是民族精神的绝佳写照。建国之后，虽然该碑因为贬低农民起义而一度“不合时宜”，连同沈尹默所撰碑石一起遭到毁弃，但它所承载的象征意义，无疑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。崇祯皇帝的“殉国”行为，不仅得到后世的同情，也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赞许与认可。
立场
“自缢”与“殉国”背后的不同内涵
仔细品读傅增湘所写《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》碑文，以及沈尹默所题“眀思宗殉国处”六字，均将崇祯自缢称为“殉国”，无疑都是在颂扬崇祯的“壮举”。所谓“国”，自然是指明朝。因为在大家看来，崇祯是受到李自成的逼迫才会自缢而死。身为一国之君，崇祯此举堪称为国殉亡。